十年影响力
　　环保界获奖者：梁从诫

　　提名：梁从诫 曲格平 廖晓义 连岳

　　梁从诫：不简单的简单

　　获奖理由

　　让常识成为常识，这很简单，也很艰难，过去的十年，梁从诫一直希望接受自然常识的人更多一些。我们崇敬这个老人是因为这些年他对于环保初衷始终没有改变，就像他这些年始终如一的简约生活，始终坚持骑自行车，其实说白了，之于每个人，环保就是这么简单。

　　人物简介：

　　梁从诫，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创办人，北京大学教授。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言论：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协调一致。否则，那种短视行为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结果是得不偿失。”

　　——梁从诫

　　文 /本刊记者 刘炎迅

　　梁从诫今年77岁了，身体不太好，北京的冬天让这个老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屋子里，一般也不接待访客。他身边的人都很心疼他，不让他过多劳累，尽可能地帮他推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应酬。

　　1993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环保民间NGO——自然之友，过去的16年中，他被人们称为叱咤风云的自然主义者。

　　他传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张照片，画面中，他精神奕奕，穿着一件白色的夹克衫，推着掉了漆的自行车，一个人微笑着走在马路便道上。尽管在外界的眼中，他是如此有名之人，但他依然坚持着简衣素食的生活，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他并不觉得这很寒酸，还能健身，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他的头发早已花白，但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框眼镜几乎占去半张脸的空间，只不过，那份坚毅执著的神情没有被遮去。他说，做环保，只不过就是不断将那些被遗忘和忽略的常识交代给世人。

　　让常识回归常识，这很简单，也很艰难，就如同骑自行车，谁都知道有好处，但没人愿意真的身体力行。

　　过去的十年，梁从诫一直希望接受常识的人更多一些。

　　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这个12月，全球的公民都在关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你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个人询问，我相信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保护环境。”但让梁从诫难忘的是，仅仅就在十年前，一切却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的GDP始终维持着10%左右的增长，但唯GDP马首是瞻导致了重发展轻环保。

　　梁从诫的环保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的。

　　1980年代最初的几年，梁从诫在《百科知识》工作，这家杂志社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

　　当时，他收到一封清华大学教授的来信，在信里这位教授担忧，当时的乡镇企业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但已经成了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付出的环境成本将不可估量。

　　正是这篇眼光超前的来信，让梁从诫的视线透过文字触碰到活生生的现实，此后，他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

　　1993年6月5日，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自发的民间人士绿色座谈会在北京玲珑园召开。在梁从诫看来，这便是后来自然之友最早的活动，他和他的工作伙伴更愿意将这一天，视为环保事业的开始。虽然，“自然之友”被官方正式确认还要在一年之后。

　　梁从诫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尺寸不大，笔墨清淡，几间江南农舍，这是他的母亲林徽因的亲笔画。

　　“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母亲林徽因把这首诗句，送给刚刚出生的梁从诫。

　　在自然之友的办公室内，挂着梁从诫的一幅书法作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这句话，被这里的同事们视为座右铭。“自然之友”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的人，他的字，他的言行，陪伴“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和所有被他的精神感动的后来者，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尽心尽力尽责。”

　　凡事开头难，但数十年持之以恒更难。从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到“自然之友”成立的十几年间，梁从诫经常思考自己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去。

　　梁从诫举出这样几个数字：“我们不妨回头看看，300年前，中国的人口刚刚超过1亿；100年前，中国人口约为4.5亿；50年前，大约是5亿多一点；而此后的50年到现在，我们的人口一下子蹿到13亿！而13亿人口要吃、穿、住，我们的国家支撑得了吗？人口过多，资源总消耗量惊人。”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梁从诫说，“我们做环保的，就是要在这个两难之间找到一条出路”。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环境保护问题。1994年“自然之友”正式成立，一位社会学者兴奋地说道：“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民间环保自有力量

　　然而，靠民间力量保护环境，注定阻力重重，各种阻力随时会从四面八方而来，梁从诫知难而进，并未退缩。他说：“如果环保这项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做了。”“我们只是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世界级珍稀濒危动物，其濒危程度和珍贵程度完全可以和大熊猫相比。

　　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桂林，梁从诫作为中国民间环保人士之一前往陪同。他抓住机会向克林顿总统送上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照片，并精炼地做了介绍。

　　梁从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总统问他滇金丝猴还有多少只的时候，他说大约不足1200只，“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的唯一红嘴唇动物。”这句话让克林顿若有所思，总统随后望着照片说，“哦，那是我的表亲。”

　　关注克林顿表亲的生活状况，这个噱头在随后短短一周内，被数十家媒体跟踪，一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最终，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藏羚羊是梁从诫牵挂的又一珍稀濒危物种。为了保护它，梁从诫费尽心思。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他以“自然之友”会长的身份，给布莱尔写信，吁请他设法制止英国藏羚羊绒的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并附去一组反映藏羚羊被猎杀的照片。

　　次日，布莱尔就会见了他，并回信称：“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我国和欧盟环境主管部门，我希望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回忆旧时光，总让梁从诫忘不了。1999年的5月，他前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亲手点燃烈火，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付之一炬。

　　如果不是他亲口讲述，谁又能相信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老者，当年有着那般狷狂的激情呢？

　　除此之外，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怒江水坝建设项目、圆明园防渗环保事件都留有梁从诫的身影。

　　回归常识之路

　　让常识回归常识，在梁从诫看来，离不开教育。所以当他最初创办绿色之友的时候，就设立了“绿色课堂”。

　　经历十几年的发展，“绿色课堂”如今已经更名为“自然讲堂”，担当着公民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的工作；绿色希望行动、羚羊车教学、观鸟组、登山组、植物组、自然体验营等。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梁从诫喜欢重复这句话，一切从小事做起的精神，向公众普及环保知识，告诉公众不仅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政府才会有环保意识，生活中的百姓更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这是梁从诫在很多年前就决定了的生活轨迹，比如：他和自然之友的会员名片用单面废纸印制而成；不用一次性筷子；生活中非常注意节水；坚持骑自行车，曾经骑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报到，还被门卫拦住询问，一直到2006年医生建议他不能再骑自行车。他认为，想过好日子，无可厚非，但若不惜以破坏、践踏生态环境为代价，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犯罪。

　　一个被身边的同事津津乐道的细节是，梁从诫随身带着布袋子，里面装着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谁会想到政协常委吃饭还带着筷子去呢？”同事调侃着。

　　在梁从诫以身作则的教育下，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样去做了。

　　“几年前你带双筷子去餐馆，别人觉得你是怪物。现在服务员笑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梁从诫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

　　随着“自然之友”在社会上的发展越来越大，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重。尽管如此，梁从诫仍然觉得1994年和许多关心环境保护的朋友成立“自然之友”至今是自己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真正做了一点自己喜欢的对国家和子孙后代都无愧的事情，这才有价值。”梁从诫说，他希望，自己的环保之路，带给他快乐，也带给他人希望。★
曲格平：为了记忆的山水
　　1972年，曲格平去斯德哥尔摩开会，将《人类环境宣言》带回国，同时也带回了“环境保护”这个词。如今旧事重提，谁又曾记得“环保”比改革来得更早

　　提名理由

　　在环保界，他成就了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体系，心目中最大的使命，就是“让自然有法保护”。他被外界称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的环境保护之父”。

　　人物简介：

　　曲格平，教授，世界著名环境科学专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名誉院长。

　　他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创建者和最初领导人之一。

　　言论：

　　“25年我们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大体上我可以说这个话，从来没完成过，但是这个话没有人讲啊。”

　　——(2006年，一场十多年未遇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之后，曲格平说。)

　　本刊记者 / 刘炎迅

　　曲格平最近很少会客，但稍有精神的时候，他就会和身边的人聊聊正在写的一部书，那本书的题目暂定为“中国环境保护30年”。

　　30年，这也是曲格平进入环保这一行的大致年轮。

　　退休后，他组建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那是1993年4月，那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一个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

　　在基金会的办公楼里，挂着一幅“中华绿色版图”，是曲格平亲手制作的。他身边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让版图上的绿色更多一些。

　　曲格平被提名为《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环保人物，这让他感到开心，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机会，只要能让更多的人去关心环保，就好了。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他一直这样做着，推动了一部部环境法案出台，他说，让自然有法可依，这是最大的事情。

　　环保第一人

　　曲格平最初的环保念头，萌生于自己的家乡。

　　他出生在泰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家乡很美，高山、寺院、松林、绿水，还有一座被人们称为“晒书城”的孔子庙。

　　关于童年最多的记忆，构成一幅清新素雅的山水画。12岁以前，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消磨在家乡的山林里。

　　1962年时，曲格平32岁，又回了趟家，看到的景象令他痛苦不堪。那时候破四旧，山寨没了，庙宇毁了，松林砍了，晒书城也消失了。很多年后的今天，他回忆这些，依然痛心不已。

　　“与自然和谐共处，把美好还给人间。”从那时起，他就在内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

　　7年后，曲格平调至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负责环保工作。彼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致力于环保的漫漫长途开始了。此后的岁月里，他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他是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中国第一个联合国环境大奖和国际蓝色星球奖获得者……

　　很多人称曲格平是“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的环境保护之父”。他却说，“我只是参加中国环保事业比较早的人士罢了。”

　　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环境污染也日益增多，与环境问题相关的重要社会事件也层出不穷，比如圆明园防渗事件、厦门PX事件等等，无论媒体还是普通民众，都给予了高度的参与热情。

　　这是个令人欣慰的局面，而在曲格平参与环保的1970年代，整个中国甚至都不知道“环境保护”这个概念。那时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1972年，曲格平去斯德哥尔摩开会，将《人类环境宣言》带回国，同时也带回了“环境保护”这个词。如今旧事重提，谁又曾记得“环保”比改革来得更早。

　　从1980年到1993年初，曲格平一直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务，之后又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这两段经历给了我一个从建议到组织实施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我是幸运者。”他说。

　　他设立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最高奖“中华环境奖”，用以奖励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为环境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他设立中国最具绿色关爱的“绿色扶贫助学行动”，用于扶助那些在贫瘠地区生存成长的穷困少年。

　　漫长的等待

　　在漫长的环保之路上，曲格平总结，光有热情也不够，还要有智慧。他提到的一个细节发生在1970年，那时，日本政府组团访华，随员中有一位是专门报道公害问题的记者，周总理便特意请这位记者给国家机关和各部委的负责人讲演。

　　这本是件好事，但却让具体执行的曲格平为难不已，让部委的军代表和部长们听一个外国记者讲话，人们难以接受。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拉条线，摆个喇叭，请部长们在会议室听”。

　　会后，周总理询问结果，还要求分组讨论写报告。这份文件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高层学习报告。

　　曲格平的名字与中国环保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参与环保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环保从起步到壮大的三十年。

　　这期间，曲格平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条始终未变，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律体系。

　　如今中国关于环保的大部分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都有他的参与。

　　而每一部法案起草的过程，都伴随着期待和怅惘，期待的是即将有法可依了，而惆怅的是每一次的努力总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1993年，刚刚卸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一职的曲格平，提出了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构想。这是中国环保和新闻史上的一次创举，直接诱发了随后的环保热和自上而下的一场环评风暴。

　　“新世纪的中国环保要打一场人民战争。”那是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曲格平快70岁的时候说的话。

　　如今回忆起来他感到欣慰不已，“那场行动掀起了中国史无前例的绿色冲击波”。

　　三十年的环保救赎，只为了曾经记忆的那幅山水，而这注定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在一首诗里对结果充满着期待：“期待有一天，污浊的环境呈现一片晴朗；期待有一天，每一个山谷都盛开着希望的花朵……”